直播带货藏“猫腻”，售假治理需多方合力******
◎新华社记者 邵鲁文
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日渐兴起。在一些直播间内，低廉的商品价格、主播极具诱惑性的销售话术，让不少消费者怦然心动。
然而，一些直播带货的商品看似物美价廉，背后却可能潜藏制假售假的“猫腻”。各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已查处多起通过直播平台售假案件，其中不少案件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
服装、配饰是“重灾区”
记者发现，服装、配饰等是直播售假的“重灾区”。此外，酒水类售假也屡见不鲜。山东德州警方近期查处一起通过直播带货销售假茅台酒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而犯罪嫌疑人用于制作假酒的基酒每斤成本只有8.5元。
直播售假已成为网购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少“网红”也曾因售假问题被监管部门处罚。2020年，有消费者质疑某主播团队成员在直播间售卖的燕窝是糖水。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人员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90万元的行政处罚。
而在黑猫投诉平台，消费者针对电商直播平台的投诉已达万余条，涉及商品以次充好、虚假营销、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等多方面问题。
常用套路有迹可循
多名办案民警表示，围绕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网络主播的一些常用套路有迹可循。
在山东菏泽警方破获的一起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冒牌服装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采用大量营销手段宣传产品，并用话术诱导消费者。菏泽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方辉杰说，犯罪嫌疑人直播前会在多个社交平台进行新款产品的预热，甚至花钱购买流量引流，直播间几乎每次都有上万人观看。在销售过程中，以“大牌尾单”“工厂原单”等名义，利用部分消费者贪图便宜的心理，销售价格比正品便宜很多的假货。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不少售假团伙甚至还总结出多种固定套路。例如，在推销产品时，常常用“全部是内部渠道弄到的货，要是假货我还用那么麻烦吗？”“费力搞到货别人却不领情，这种心情你懂吗？”等话术营造找到货源不容易的感觉。而在鼓动消费者下单时，常常会使用“一共30单就上一分钟”“错过就再也没有了”“这个价格就上这一次，一会恢复原价”等说辞。
一些主播在直播平台上长期售假，也凸显出平台自身存在监管盲区。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马恒说，查处的销售假酒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曾在直播间连续直播卖货多时，仅一个月就销售假酒2000多箱。
中消协在《2022“双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中提到，在“双11”转型升级、商品与交易逻辑再梳理的渐进过程中，平台与商家的规则边界意识还有待强化。
平台方监管责任需落实
记者注意到，一些平台已经采取措施，对直播售假行为进行治理。2022年9月，抖音电商就曾发布关于“三无商品”的专项治理公告，对销售无产品名称、无生产厂厂名、无厂址商品的商家进行严厉打击。此外，2022年11月10日，抖音电商还公布“打击售卖劣质羽绒服专项行动”阶段治理成果，封禁违规羽绒服商品33491件，清退相关店铺522个，处罚相关商家596个。
受访专家认为，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影响了正常的经营秩序，也侵害了相关品牌企业的切身利益，同时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亟须严肃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借助直播平台售假现象增多，凸显出对这一新兴领域的监管尚存不足。202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制定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施行。相关监管部门应秉持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各类制假、售假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22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平台方的监管职责。
“各互联网平台需要进一步压实自身责任，对于入驻的电商经营者尽到主体资格审核义务，在保障消费者权利的同时，这也是促进自身业务增长的方式之一。”中消协律师团律师李斌认为，各大平台要做到严格落实监管，引导入驻商家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确保守法合规经营。
多地公安和消保部门也发出消费提示，呼吁消费者不断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尤其是避免盲目冲动，做到科学消费。遇到消费纠纷时，及时向相关部门提供线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