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交所迎外资控股第一股 欧福蛋业上市首日大涨******

　　1月18日，北交所迎来外资控股第一股，欧福蛋业上市首日大涨69.60%，盘中一度上涨93.20%，成交额1.59亿元，总市值达8.42亿元。

　　“这是一起标志性事件。”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谢善鸿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福蛋业在苏州发展超过18年，外商非常满意。上市过程中，我们提供了一些服务与协调支持。”

　　具备投资稀缺性

　　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诸海滨认为，欧福蛋业上市首日大涨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欧福蛋业是国内首家专业生产巴氏杀菌蛋液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具备投资稀缺性。其募投项目生产的鸡蛋白饮料系公司自主研发的面向零售端创新型产品，目前A股公司尚无公开在售的同类产品。其次，欧福蛋业发行价不贵——2.5元/股，获超额配售。欧福蛋业本次发行网上获配股数为4275万股，网上获配金额为1.07亿元，网上获配比例为0.44%；8名战略投资者获配900万股，募集资金合计2250万元。第三，欧福蛋业所处蛋品加工行业市场空间广阔。“现阶段，我国鸡蛋行业的加工比例仅为5%-7%，其中80%加工为传统蛋制品，与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预计到2025年我国蛋制品加工占比有望达到30%。”诸海滨说。

　　欧福蛋业主要从事蛋液、蛋粉以及各类蛋类预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其中，蛋液类产品主要包括蛋白液、蛋黄液和全蛋液等，主要用于烘焙食品、肉制品、调味品、配餐制品等领域；蛋粉类产品主要包括蛋白粉、蛋黄粉和全蛋粉，主要用于肉制品、面制品、烘焙制品等领域。

　　客户方面，欧福蛋业与诸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多次保障国内各项重大赛事的产品供应。业绩方面，2020年、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欧福蛋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2亿元、8.49亿元和4.20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874万元、2249万元和2064万元。

　　实控人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备受关注的是，欧福蛋业上市使其成为北交所外资控股第一股。

　　欧福蛋业成立于2004年1月，法定代表人为亨瑞克·彼得森(Henrik Pedersen)，办公地址和注册地址均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根据公开信息，欧福蛋业是世界著名蛋制品品牌“SANOVO”在中国的成员企业，是OVODAN集团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

　　招股书显示，China Egg Products ApS(丹麦)直接持有欧福蛋业87.96%股份(本次发行前)，为公司控股股东，非华裔丹麦居民Christian Nicholas Stadil为公司实控人。

　　目前，欧福蛋业共有8名董事会成员。其中，5名为非独立董事，分别为Henrik Pedersen(丹麦籍)、Jorn Frandsen(丹麦籍)、Thor Stadil(丹麦籍)、Ronald Bouwens(荷兰籍)及刘文(中国籍)；3名独董均为中国籍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交所上市过程中，同业竞争问题受到监管关注。对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境内外与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企业，欧福蛋业表示，实控人已经作出相关区域不竞争的承诺，有效避免了实质的同业竞争。

　　事实上，欧福蛋业进入资本市场不算晚。2016年9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2021年12月底，完成近2000万元的定增；2022年4月，公司股票调入新三板创新层。

　　抢抓北交所扩容机遇

　　企业上市虽然是市场行为，但政府的服务和推动也很重要。

　　谢善鸿表示，“在欧福蛋业上市过程中，我们协调了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沟通交流，帮助他们吃透当地的一些政策，把握好上市时间节点，共同助力欧福蛋业顺利登陆北交所。”

　　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顾海东在欧福蛋业上市仪式上介绍，2023年，苏州将积极抢抓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机遇，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功能，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实施“育林计划”，全面推进“参天计划”，推动更多优质企业早日上市，推动上市公司成长为创新发展的“领头羊”和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针对企业的不同特点，以及市场主体的意愿，我们会做好引导，让企业更好认识沪深北三个交易所的市场定位和差异。”谢善鸿表示，“北交所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我们会抓住北交所高质量扩容机会，相信苏州的企业会在北交所市场取得更好成绩。”

　　对于市场关心的北交所流动性问题，谢善鸿说，“市场流动性要有一个认识过程，就像今天的欧福蛋业一样。”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了解到，针对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北交所一直在制度端、资金端努力补短板引活水，呼之欲出的混合做市交易有望成为提升北交所流动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同时，券商密集布局的融资融券业务、未来常态化发行北证50指数基金以及公开发行可转债、降低准入门槛等，都有望引入增量资金，为提升北交所流动性打开想象空间。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