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 各国侨胞都准备了哪些年夜大餐******
年夜饭,准备上桌啦!(侨界关注)
2023年癸卯兔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热腾腾的年夜饭就要上桌啦!
辞旧迎新之际,一家人齐聚一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是中国人传承已久的年俗。对于海外侨胞来说,无论身在何处,年夜饭都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餐饭。熟悉的味道里,寄托的是海外侨胞对崭新一年的美好祝福,更是对遥远故乡的深切思念。
今年,各国侨胞们都准备了哪些年夜大餐?且随本报记者去看看吧!
“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
到菜市场买一只现宰的整鸡,再去中国超市选购一袋上好的火腿、一把新鲜的冬笋和一包百叶结,回家将食材洗净,放进砂锅,慢慢炖上五六个小时,熬成一锅鲜香浓厚的腌笃鲜——这是每年除夕,美国侨胞卢威一家“雷打不动”的仪式感。
“喝到一碗腌笃鲜,就好像回家了。”77岁的卢威在美国洛杉矶已生活30余年,但他的“中国胃”从未改变。每年除夕,他都会和家人亲手做一桌老家上海风味的年夜饭,寄托浓浓的思乡之情。
今年也不例外。除了腌笃鲜,卢威还和家人采购了草鱼、糯米、豆沙等食材。“草鱼用来做上海熏鱼。一条草鱼剃去鱼刺,可以做8到10块熏鱼,正好够一家人吃。糯米和豆沙用来做八宝饭,这是老家过年必吃的一道甜点。我们手艺有限,就做简易版的,将蒸得软软糯糯的糯米掺上一点猪油,再和细腻的豆沙搅拌均匀,撒上一些干桂花,吃起来非常香甜。”
说到每一道菜品的烹饪过程,卢威头头是道,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这些都是我出国之后才学会的。有的是照着菜谱学的,有的是在洛杉矶的中餐厅吃到熟悉的家乡味道,向餐厅厨师请教的。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在国外视频网站也很容易就能搜到中餐的教学视频。”卢威说,之所以如此用心地学做中餐、准备年夜饭,是因为在海外游子心中,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手艺如何,一顿充满中国味道的年夜饭,永远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
“在海外,过年期间大家很少像国内那样,拎着礼物,走亲访友,相互拜年。但我们一家总会去中国城逛逛花市、参与新春游行,感受过年的喜庆氛围。这么多年,我朝思暮想,就盼着能回一趟上海老家,和堂兄弟、表兄弟们一道吃顿团圆饭、过个团圆年。”卢威感慨道,早年忙于打拼,出国之后几乎再没有机会回国过年,如今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又赶上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相信藏在心底多年的这个心愿很快就能成真。
“大家伙儿一起提提气”
希腊雅典,修缮一新的“京品食尚”中餐厅内,整洁亮堂,无处不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味。前阵子,餐厅经过整修,重新开张,没多久就赶上了春节。在老板陆翔看来,这可谓喜上加喜。
“我提前好几周就开始考虑怎么做年夜饭了!”陆翔是个爽快的“老北京”,餐厅里地道的铜锅涮肉是雅典小有名气的“网红”菜品,吸引不少华侨华人前来“解馋”,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食客慕名过来“尝鲜”。
“今年年夜饭,除了铜锅子,我还列了一长串菜单,让大家吃饱喝足,过个热热闹闹的除夕夜。”陆翔说,前两年,因为疫情,当地华侨华人无法到餐厅聚餐,许多人只能打包年夜饭套餐回家吃。今年,疫情形势有所好转,不少顾客打来电话,希望能和家人、朋友到餐厅聚一聚。陆翔也很愿意张罗一番,“和大家伙儿一起提提气”。
距离除夕还有两周,陆翔便敲定了年夜饭菜单,开始四处采购食材,甚至打电话找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供应商订货。北京烤鸭、广式烧鹅、夫妻肺片、油焖大虾……琳琅满目的菜单,汇聚中国多地传统名菜,俨然一桌中华美食大荟萃。“雅典华侨华人来自中国不同城市,口味各异,我想尽量准备得齐全一些,让大家都能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陆翔说。
对“老北京”来说,一盘热腾腾的白菜猪肉馅饺子是除夕夜里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过去,一到冬天,街坊邻居早早就会在地窖里囤上大白菜。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吃上热乎乎的白菜猪肉馅饺子,冲出门放炮仗,别提多开心了!”小时候的过年景象,是陆翔最幸福的念想。他希望在海外延续这份美好回忆。
除夕当天,陆翔和餐厅员工会早早包好饺子。“我们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同天南海北的食客一道欢聚一堂,吃着饺子,迎接癸卯兔年!”
“最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
“过完年,我妈妈就96岁了!今年除夕夜,我会和往年一样,给妈妈包一盘素三鲜饺子,让她尝到家里的味道。”春节前夕,日本侨胞孙莉和丈夫回到山东济南老家。这些年,母亲年事渐高,孙莉无论克服多少困难,都一定会履行一个“新春之约”——回国给妈妈做一顿年夜饭。
将韭菜、鸡蛋、木耳调成馅,再放上一点虾皮提鲜,包进饺子里,一盘清清淡淡的素三鲜饺子是孙莉家特有的年味。“小时候,吃完丰盛的年夜大餐,姥姥总会端出一盘素三鲜饺子,寓意新的一年素素净净、平平安安。妈妈常说,吃到素三鲜饺子,就是吃到了我们家的味道。”
时光如梭,童年时候的温馨画面如同一帧帧电影镜头,永久地驻留在孙莉心头。“每年大年三十,家里人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蒸花卷、蒸馒头、蒸年糕、包饺子。我们年纪小,就帮着大人将包好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盖垫上,围成一个个圈。到了下午,就该做大菜了,炸藕盒、炸松肉、炸鱼、炖肘子肉……满屋子香味扑鼻,馋得我们直流口水。长大后,离家远了,我才明白,那是最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
尽管常年旅居海外,但孙莉没有丢了这份代代相传的手艺。蒸花卷、包饺子、炸藕盒,她都很拿手。每年春节,她早早赶回老家,为的就是陪妈妈重温这份温暖的味道。“妈妈哪怕只是吃两三个饺子,喝上一小口饺子汤,我都觉得很幸福。”
如今,孙莉做的山东传统面食还在日本吸引了不少“粉丝”。“每次我把面食拍照分享在社交网站上,都有许多日本侨胞朋友给我留言,说想学做白白胖胖的馒头、花卷。一些日本当地朋友也很感兴趣,都等着我过完年回日本教她们。”孙莉感叹,近年来,在日本也能感受到越来越浓的中国年味。每到春节临近,侨胞朋友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过年、年夜饭吃什么,“春节在每个海外侨胞心里都有无法忘却的印记。”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选购食材、制作糕点、预订舞狮表演……临近除夕,秘鲁利马富豪中餐厅老板方绮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春节前夕,富豪中餐厅精心推出了两款年夜饭套餐。“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广告,就接到很多熟客的预订电话,除夕当晚的13桌年夜饭很快被抢订一空。”方绮云笑道。
秘鲁利马华侨华人多为广东籍。为此,方绮云在定年夜饭菜单时,特意安排了广东人过年必吃的多道菜品。“‘发财好事’是许多广东人最爱的一道年夜饭菜品,食材主要包括生蚝、发菜、干贝等,寓意着新年多多赚钱、好事连连。另外,蒸鱼、白斩鸡、年糕、麻团,也都是广东人的年夜饭里不可缺少的。”
方绮云的老家在广东中山。出国30多年,因为路途遥远,她回国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但记忆中的年味从未淡去。“小时候,每到过年,我最爱吃的是一道广东传统素菜——罗汉斋,将香菇、木耳、金针菇等多种菌菇、蔬菜混在一起翻炒,清香爽滑。”方绮云说,遗憾的是,部分特色食材在秘鲁买不到,因此这么多年,她一直没能在国外吃到正宗的罗汉斋。但那熟悉的味道,她始终念念不忘。
发红包、逛花市、看舞狮……说起广东老家的年俗,方绮云兴奋得滔滔不绝。今年除夕,她为顾客们准备了一个“彩蛋”。“在老家,过年最期待的就是看舞狮表演了。伴随热闹欢腾的锣鼓声,活灵活现的舞狮总能把新春气氛推到高潮。今年,我们餐厅邀请了当地华人社团在除夕夜表演舞狮,为大家助兴,舞出新年新气象。”
让方绮云惊喜的是,预订年夜饭的顾客中,除了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员工,还有不少秘鲁人。“这些年,许多秘鲁人也爱赶热闹,和我们一起过春节。这次,我专门给秘鲁顾客预留了几桌年夜饭,还包了藏着硬币的饺子。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严 瑜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