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努力防止巴以局势彻底失控******
中新社联合国1月18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18日举行中东巴勒斯坦问题公开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努力防止巴以局势彻底失控。
当天，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文内斯兰作通报。文内斯兰对约旦河西岸安全局势、宗教圣地事件、定居点问题等表示关切。他指出，去年12月8日到今年1月13日，以色列安全部队采取的行动共造成131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或丧生，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导致5名以色列平民受伤。上述伤亡者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相关事态令人担忧。
张军发言说，2023年刚刚开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消极事态却接二连三，向和平稳定的反方向发展。当前，唯有坚定的政治意愿，紧急果断的外交行动，包括安理会在内整个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才能防止巴以局势彻底失控。
张军强调，要切实维护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现状。宗教圣地事关信众宗教情感，多次引发流血冲突，十分敏感，不可不察。本月初，以色列政府官员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加剧紧张局势，引发普遍担忧。安理会应中国和阿联酋要求进行了紧急讨论。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必须按照安理会和联大决议要求，切实维护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现状，切实尊重约旦对宗教圣地的管辖权。有关各方要保持冷静与克制，以色列尤其应停止一切煽动挑衅。
张军说，以色列日前宣布扣除代征税款、停发建筑许可等一系列针对巴勒斯坦的惩罚性措施，不仅针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将对巴普通民众、民间社会造成冲击。中方强烈呼吁以色列听取安理会成员的压倒性呼声，重审有关决定，停止一切损害信任、加剧对立的单边行动。约旦河西岸动荡的安全局势和严重的平民伤亡同样令人关切。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谴责针对儿童的严重侵害，反对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中方鼓励巴以通过对话合作打破暴力循环，实现共同安全。
张军说，2022年前11个月，有851处巴勒斯坦人建筑被强拆或强征，其中包括援建的学校。定居点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破坏被占领土的连贯性，严重侵蚀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空间。中方敦促以色列履行安理会决议义务，停止扩建定居点，停止强拆巴勒斯坦人房屋，停止对马萨费尔亚塔等地区民众的驱逐威胁，停止单方面改变被占领土现状。
张军表示，要以最大紧迫感全面落实“两国方案”。面对巴勒斯坦人民长期遭遇的历史不公，任何人都没有拖延的借口，没有不作为的理由。和平是可能的，所需要的是国际社会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为推动巴以复谈付出更大努力，以联合国相关决议为基础，为推进“两国方案”采取实质性步骤。中方敦促在此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秉持公正立场，承担应尽责任，拿出实际行动。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作出不懈努力。(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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